大学时期玩《帝国时代》，我总有一种仪式感：必须把经济建设稳稳推进到第三时代，确保各种资源的生产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，火枪手和野战炮排列整齐，心里才会踏实。至于进攻嘛，总得等到第四时代，等马炮建好才敢真正出手。用这种策略对付电脑AI，一向是稳操胜券的。然而，有一次我遇到真人玩家，刚发展到第二时代，就被对方一大群长弓手秒得片甲不留。比赛结束后，我回看录像才明白，其实他的经济并不比我强，但他精准地卡住了进攻节点，让我的发展步步受限，仿佛被无形的手绳索牵制着。
如果一直不遇到真人，也许我会在这个游戏里沉浸千年、两千年，慢慢形成属于自己的战略逻辑——不管你称它为“战略定力”还是“韬晦思想”。凭借这套思维，我可以永远战胜普通电脑，碾压周围的小国。我的惯性也就这样被塑造了：我热爱和平，我要专注经济发展，用一圈又一圈的城墙、塔楼固守自己，再慢慢扩大实力。除非万不得已，除非我的力量远超对手，否则我绝不轻易主动开战；我要积累足够的资源和装备，让对方望而生畏。打仗的本质不就是经济吗？先发展自身，又何错之有？这种思维根深蒂固，仿佛骨子里的文化烙印，告诉我不要急于大干一场，也不要自寻烦恼。大家长制下，权威往往与胜负紧密相关——赢得了经济与战争的主动，才能保持家长的威信。于是，无论事后有多少自诩聪明的孔明先生，在旁边指点江山、分析下一盘大棋，我都会嗤之以鼻。那一刻，我们已经被真人玩家彻底羞辱了；当他深刻洞察了我们的文化与思维模式，他早就预测到这场结局。未来是否还会有更多跟班在这里重演这出戏，全看我们能否转变观念。西方人也好，其他人也罢，历史一再证明：只有让对手真正感到畏惧，他才会服从。看看几千年的西方历史，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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